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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宋云彬日记的一些解读

日期:2013-09-02作者:朱子南点击:569转播到腾讯微博

       八年多前,收到宋云彬先生的哲嗣剑行兄写于2002年2月26日的来信,信中说,“父亲从抗战时期在桂林开始,直到‘文革’,将近三十年中,断断续续写了不少日记。这些日记现都放在海宁档案馆内。档案馆认为有文史价值,交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全文出版,书名为《红尘冷眼——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》。该书现出版,今特寄上一册”。对云彬先生的日记,经乡人整理,在《新文学史料》于2000年连载后,我就曾仔细阅读,现收到《红尘冷眼》,虽厚达728页,还是尽半月之力,又读了一遍。且与《新文学史料》上所刊载的相对照,更是兴致盎然,唯恐有所疏漏。近日,见2010年第4期《随笔》所刊高信先生的《读宋云彬日记札记》与海宁市图书馆出版的2010年第3期《水仙阁》的同题文章,促使我又一次翻阅了云彬先生的日记,也感到有必要为云彬先生的生平作一些补正,毕竟,作为一代文史大家,既不该为历史遗忘,也不应对他有所误读的。
    
    高信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拙作《我所知道的吴文祺》(刊2008年3月25日《笔会》)中的一段话,前有介绍,“朱子南先生(即宋云彬日记1958年6月14日的朋友朱宇苍之子)”,这是不错的,但下面的引文未加引号,却又接了一句,“吴文祺与宋云彬的友谊,缘于朱宇苍的父亲朱起凤的《辞通》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时,朱起凤的学生,又在开明书店任编辑的宋云彬勉力厘定,编辑校对,出力甚巨。”这是大谬不然的。先父宇苍公生于1888年,与朱起凤先生为同时代人,起凤先生之子为吴文祺,是先父在海宁师范讲习所的学生。吴文祺生于1901年,一岁许,先母吴彩霞去世,因而由曾任海宁安澜书院山长的外曾祖父吴浚宣领养为嗣曾孙,改姓吴。
    
    先父宇苍公与云彬先生结识,却是由于起凤先生的介绍。云彬先生于1897年生于浙江海宁硖石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。父亲早逝,母亲接手这家小店以维持一家生计。幼时,云彬先生就读硖石镇上的米业小学,而在米业小学任教的朱起凤别具慧眼,对这位弟子是悉心培植的。1920年,先父宇苍公以海宁县各区学务委员主任的身份,在家乡创办了《海宁教育》,这是海宁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杂志。经朱起凤介绍,云彬先生送来了两篇文章,刊于1920年9月出版的《海宁教育》第2期。一篇题为《试验主义的初等教育》,主要谈论应按学生的个性施行教育,要注意学生“个人有个人的发展”。一篇题为《私塾的废弃和学校的改良》,论述了学校教育不应“好像花匠把好好的花,扎成了盆景”,也不要“死守成规”,而要施以切合学生实际的教育,否则,同私塾相比,“不过二五与一十”罢了。这两篇文章今天看来,也还有参考意义。两篇文章下均署“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宋云彬”,时年为22岁。这是云彬先生最早发表的两篇文章了。文章不长,均为一千余字,但他的改革教育,改革社会的思想,已可见端倪。这是先父与云彬先生结识的开始,虽则先父长于云彬先生九岁,但友情伴随始终。在宋云彬日记中,自1949年4月22日初见记载与朱宇苍书信往返,至1966年4月28日“文革”开始的前夕,这17年中共记有信函往返38次;云彬先生每到上海,也必到先父宇苍公寓所访谈。1958年6月14日的日记写有:“自遭颠簸以来,友朋通信者惟朱宇苍、叶圣陶、王伯祥、傅彬然四人而已”。这是太过沉痛的感慨了,而包括先父在内的四人,却未能忘却友情,又何必管它什么“右派”不“右派”的。
    
    1960年10月30日日记写有在29日“右派”摘帽后,次日,即打电话告诉叶圣陶,又即写信告知在上海的先父宇苍公。对能摘帽,还是欣喜的,因之或电或信告知老友。但之后的境遇,使他清醒。在1962年1月24日的日记中写有“到石门二路看朱宇苍”。其日,我正在上海省亲,陪侍在侧,得以聆听了云彬先生的杂文式的感言。他说到1957年的罹祸,虽已摘帽,“但就像咸亨酒店的粉牌上孔乙己的欠账一样,永远记在那里擦不掉了。”在二十年代初就结识的老友面前,他是直言无忌的。1960年摘帽时的喜悦,已不复存在,他已看清了,“右派”摘帽,不过是换了个名称,叫“摘帽右派”而已。
    
    这清醒,看似迟来了几年。实际上,在1957年7月,他同徐铸成同车赴京出席全国人代会时,经徐铸成记下的一段谈话,也可见他对时局的认知。当时,徐铸成对他被定为“右派”很是不解,认为宋云彬是一直坚持进步的,何以会遭此大难。他的回答是:看来有点声望,有点骨气的,大都要被卷进去了,不会再问你做过什么。
    
    在宋云彬日记中,自1949年后,出现频率颇高的友人中有陈云裳。陈云裳因与三十年代末演电影《木兰从军》而一举成名的陈云裳同名而改名为陈云,1938年去延安又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同名而又改名为陈英,但在宋云彬日记中始终称为云裳,而不写为陈英。在高信的《读宋云彬日记札记》中有一节《异性朋友三十年》专写宋云彬与陈云裳的友谊,认为“在现代作家中,论起婚变烦恼绯闻缠身者,也实在不少。而如宋云彬陈云裳这样的君子之交几十年如一日,无所求,无所惧,无所怨者,应该是凤毛麟角吧。”这是公允之见。但高信只看宋云彬日记自1949年起的三十年中频繁出现陈云裳的名字,而其实宋、陈之间的交往始于二十年代。宋云彬与吴文祺均于1924年入党,其时作为吴文祺的妻子,陈云裳也在同时参加了共产党。入党介绍人均为宣中华。吴文祺于1926年去武汉任中央军政学校政治教官,陈云裳也自沪同船而去,进入中央军政学校的女生队。吴、陈、宋三人同为浙江海宁人,在海宁时就有交往。朱起凤为宋云彬的老师,是吴文祺的父亲;吴文祺是我父亲朱宇苍的学生,陈云裳是我父亲的内侄女,他们在海宁就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。这时又在武汉重逢。宋云彬自广州来,在广州时,于黄埔军校任编纂股股长,编辑《黄埔日报》,与萧楚女、恽代英共事。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,他在汉口任《民国日报》的编辑,并兼任国民政府劳工部秘书。在武汉,虽在不同的单位工作,但因相同的爱好,他们经常聚在一起。经沈雁冰(茅盾)的邀约,宋云彬、吴文祺、郭绍虞、傅东华等人一起组织了上游社,为武汉的《中央日报》编辑文艺副刊《上游》。1927年7月,宁汉合流,宋云彬、吴文祺均在通缉名单中。吴文祺受恽代英的指示,命其回家乡海宁搞暴动,但与妻子陈云裳到上海后,党的地下组织已被破坏,已无法找到联系人,由此他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。宋云彬与沈雁冰一起逃离武汉,先到庐山住了二十余天,因急于找党组织,就先于沈雁冰下山到上海,也因党组织已被破坏,而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。
    
    抗日军兴,宋云彬去了西南大后方,吴文祺留守孤岛,陈云裳则去了延安。在延安,她遇到了于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到重庆又到延安的同乡陈学昭。陈学昭在1939年2月延安出刊的《文艺战线》(周扬主编,编委有艾思奇、何其芳、丁玲等)上发表了新作《啊!我有仇恨!——并赠云裳》,前有小序:“分别了多年的云裳,——小时候的同学,又是同族——竟会在延安相聚。我为她舍弃了舒服的生活,抛掉了儿女,而去入抗大学习,深深的感动。”
    
    陈云裳去延安时,并未与吴文祺办理离婚手续,而数年音讯不通之后,吴文祺在上海已再婚。上海解放后,陈云裳去上海,即写信给宋云彬谈与吴文祺的婚事,宋云彬日记1949年9月8日写有:“陈云裳要我和振铎、愈之替她说一句公道话。”而郑振铎在见信后,说了一句:“夫妻间事,旁人颇难插嘴。”9月10日的日记,又写有:“决定由振铎致函予同(按,为周予同),向文祺恳切劝告。”1950年2月27日的日记,写有:“接云裳信,述与文祺离婚事甚悉。”至此,吴文祺、陈云裳的离婚纠葛已妥善解决了。吴、陈的四个女儿嘉淑、嘉芷、嘉燕、嘉真均跟随母亲。陈云裳去中国科学院工作后,四个女儿也均在北京。
    
    在《红尘冷眼》的编校说明中有云:宋云彬日记中,记录了他“亲身经历的许多重大事件和所见所闻,其中包含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”,这是十分确切的。编校说明还提到,为“保持日记的原貌”,在整理过程中,“尽可能不作删改”。是说“尽可能不作删改”,而不是不作删改,可知,还是有一些删节的;改,则未必有。
    
    在宋云彬日记出版之前,《新文学史料》于2000年第4期刊出的《北游日记》中,1949年5月27日的日记写有:“下午编审会开委员会。晚,周恩来、李维汉等在北京饭店邀请救国会同人晚餐。周表示,新政协开会后,各党派除国民党革命委员会、民主同盟、民主建国会外,其余均可解散。”在《红尘冷眼》中,则为:“剑行、伯宁自津来。下午编审会开委员会。晚周恩来、李维汉等在北京饭店邀请救国会同人晚餐。李维汉报告政局。沈志远发言,涉及私人,为李纠正,失态之至。归来已一点半钟矣。”二者均有删节,《新文学史料》删去的是“日常琐事”,《红尘冷眼》删去的是一段史实。惟其有周恩来的这一谈话,因之第一届政协会后,宋云彬所在中国人民救国会,即推定胡愈之、史良等人筹备解散工作,随后自行宣告解散。周恩来谈的显然不是他个人意见,不过后来决策又有了改变。因之,除救国会之外的民主党派都保留了下来。按,第一届政协,宋云彬就是作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代表出席的,之后,则作为民盟的代表出任政协委员与第一届人大代表了。
    
    应该说,《红尘冷眼》确是近十余年来出版的最好的一部日记。有的人写日记,是专供出版的;而宋云彬的日记,是在他去世后经海宁市档案馆与海宁市政协文史委主持编校出版的,云彬生前并未拟将日记出版。因而,从他日记中见到的是毫不作伪的臧否人物、评论是非、直议时政,由此可见云彬先生的心态与率性,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真实性格。

  来源:文汇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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