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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诞琦:不响不争,以柔克刚

日期:2013-03-26作者:沈诞琦点击:7996转播到腾讯微博

不响不争,以柔克刚 ——《繁花》读后

  ■沈诞琦

  两年前,我想认真一点训练自己写作。当时我以为有一条独到的见解:很多同龄人和我一样,读约翰彼得玛丽的故事长大,伦敦巴黎纽约似乎比中国的大部分地方更让他们感到亲切。对于这些读者,与其给他们一些发生在中国的现实主义的故事,还不如刻意去编造一些全然发生在异邦的与中国毫无关系的故事。因为这样的想法,两年来我写了一些这样的异邦故事。这些故事对我来说不算太难,我在国外生活已经有几年了。

  与此同时,在个人生活上我遇到了困难。我在上海度过的童年和少年,发生和目睹的私人生活,似乎在当时只是被经历了,而在多年后,情节不断重放,不断被审视,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已经成年的我,去为过去的经历提供解释。当时我难以理解的长辈,很多都故去了,我却仍然在心中不断地面对他们,无法与之和解。我发现我难以解释大部分的私人生活,尤其是全然用沪语沟通沪语思维的家庭生活。“爱”、“恨”这样的大词,似乎更适合出现在波澜壮阔的俄国小说里,上海人使用更暧昧的“欢喜”或者“厌弃”,是非善恶的问题,是狄更斯和霍桑的专项,可是家庭生活中我经历到的道德账本,远比这些要模糊纠缠得多。除了这些情感上或道德上的暧昧,更可怕的是,当我回忆起在上海的十几年生活,大段大段的往事中,我甚至找不到感情或者道德本身,不是“坏感情”、“坏道德”,而是“无感情”、“无道德”,一片空白。人们说着话,你以为他们有什么目的而说这些话,可是他们戛然而止——没有任何事情发生,他们只是突然站起来了。

  当我把写作的容易和私人生活的困难联系在一起思考时,我意识到,写作对于我之所以还不够困难,是因为我归根结底不相信,作品能折回过来影响到我的私人生活。反过来说,如果文学作品负担着对生活做阐释的重任,我的确还没有读到这样能阐释我的私人生活的作品。许多小说和诗歌让我感动,可我从没有在其中找到我的父亲母亲,也许是语言的不同——文本是用普通话读写(甚至是下意识中的英语转译),而私生活大部分是用沪语沟通——固然是两者之间难以交流的困难之一,可是我隐隐觉得,这中间还存在更深更不可逾越的困难。

  正因此,金宇澄的小说《繁花》对我的震动是巨大的。这是一部大量运用沪语的小说(不过并没有多到让其他地区的读者难以读懂),可是它远超出方言小说的水平。它讲的是风俗、市井,可是它想要达到的目的,比《海上花列传》这样的方言市井小说要高明得多。它的存在,并不仅仅为了表明沪语的文学魅力,而是试图用沪语的内在逻辑,去解释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大历史和私人生活史,用语言本身的力量,去判断生活的美丑对错。对于我曾经所持有的写作观,《繁花》是当头一喝,让我意识到仅仅用翻译式的语言,去书写“异邦故事”存在着巨大缺陷。而对于我如何再次在心中回忆上海度过的童年少年,如何面对那些没有道歉和原谅便逝去的长辈,《繁花》提供了一种慈悲的拯救的力量。

  《繁花》追随一对好友阿宝和沪生,交错铺开两条线:六七十年代的少年、八九十年代的壮年。随着阿宝和沪生的日常生活,读者又认识了其他几十个血肉丰满的人物……所有的人,似乎都是通过偶然事件临时聚起的,又会因为另一个偶然事件分开。在那些浮于表面的交往中,他们几乎不谈论自己,不表露内心世界,而是在不断地讲他人的故事。

  《繁花》一开篇讲九十年代,步入中年的沪生路过菜场,被卖蟹小贩陶陶拦住。“陶陶说,长远不见,进来吃杯茶。沪生说,我有事体。陶陶说,进来嘛,进来看风景。”作者不紧不慢,两人先闲聊一会陶陶的老婆,再聊光顾蟹摊的女主顾,沪生慢悠悠地回忆前女友的往事,陶陶开始讲菜场里卖鱼女人和卖蛋男人的偷情故事。在沪生“我有事体,讲得简单点”的一再催促下,陶陶噱头摆足,讲了三千字,讲到最后,急于离开的沪生,完全被这个故事吸引了:

  沪生说,慢慢讲……陶陶说,太紧张了,我讲一遍,就紧张一遍。沪生说,弄别人老婆,火烛小心。陶陶说,是吧,沪生跟我仔细讲讲。沪生说,啥,我现在是听陶陶讲,脑子有吧。

  陶陶描述卖鱼女人的丈夫抢上楼去的场景:……下面望风的小徒弟,喉咙山响,因为车间机器声音大,开口就喊,不许逃,房顶上有人,看到了,阿三,不许这个人逃……这一记吵闹,还了得,前后弄堂,居民哗啦啦啦,通通出来看白戏,米不淘,菜不烧,碗筷不摆,坐马桶的,也立起来朝外奔,这种事体,千年难得。沪生说,好意思讲到马桶,再编。陶陶说,真是事实呀,居委会干部,也奔过来,四底下吵吵闹闹,轰隆隆隆隆,隔壁一个老先生,以为又要搞运动,气一时接不上,裤子湿透。沪生一笑说,好,多加浇头,不碍的。陶陶说,句句是真,只是一歇工夫,老公跟徒弟,拖了这对露水鸳鸯下来,老公捉紧卖鱼女人,徒弟押了卖蛋男人,推推搡搡,下楼梯,女人不肯出门,老公说,死人,走呀,快走呀,到居委会去呀,卖鱼女人朝后缩,卖蛋男人犟头颈,等男女拖出门口,居民哇一叫倒退三步……

  如果这个故事只是到此为止,那么《繁花》只能算是一篇精彩的市井小说,然而作者让律师沪生紧接着卖蟹小贩陶陶讲出了这样的话:

  沪生说,这对男女,太可怜了。陶陶说,老公发怒了。沪生说,拖了赤膊老婆出门,有意思吧。陶陶说,上海人对老婆好,啥地方好。沪生说,法国人发觉老婆有情况,轻轻关了房门。陶陶说,这难了。沪生说,关键阶段看素质。陶陶说,恶形恶状,又骂又打,心情可以理解。沪生说,这老公太龌龊,不让老婆穿衣裳,等于自家剥光,有啥面子。陶陶说,其实坍台。沪生说,上帝晓得吧。陶陶说,耶稣,还是玉皇大帝。沪生说,以前有个农村女人,也做了这种事体,广大群众准备取女人性命,耶稣就讲,是好人,现在可以动手。结果呢,大家不响了,不动了,统统回去睏觉。陶陶说,耶稣辣手。沪生说,只要脑子里想过,耶稣的眼里,就等于做过,有啥呢,早点回去烧饭烧菜,坐马桶。陶陶说,耶稣有道理,以后碰到这种事体,我回去睏觉。沪生看看表说,好了,我走了。

  相较于卖鱼女人和卖蛋男人的现场故事,我钦佩的是作者让沪生在这样的语境下轻轻几句,一点即过,宽恕了卖鱼女人的罪责,也让读者扪心自问,沪生口中所谓的教义精髓,夹杂弄堂阿姨户籍警的腔调,所有在陶陶的故事中有话要讲的读者,都不能再去简单指责卖鱼女人。而陶陶的评论意味深长:“耶稣辣手,有道理”。

  很显然,《繁花》并没有说教意味,不借助作者之手,惩罚任何罪责,不让任何人物站在道德标杆上说话。虽然全篇小说有上百位人物,却罕有修得美满婚姻的例子,沪生的妻子移民国外,陶陶经历两段婚外情……整部长篇中最真挚最细腻的描写,是工人阶级小毛和海员妻子银凤的故事。在作者的娓娓展开下,成为血肉有情之品:世界忽然静下来,空气凉爽,雨声变小……银凤说,不要动,姐姐会服侍,人生第一趟,要休息。姐姐服侍小毛,想了好几年,讲心里话,姐姐欢喜。小毛不响。

  忐忑不安的小毛去找自己的“拳头师父”,对方为银凤辩护说:樊胖子,屁不懂一只,啥叫童子鸡,女人是不讲年龄大小的,只要对男人好,就可以了。做人为啥不可以回头呢,回头最有味道,最有气量,老祖宗的屁话,我是一句不相信的,做人方面的屁话最多,一句勇往直前,一句是回头是岸,退一步海阔天空,好马要吃回头草,搞我脑子嘛,子孙到底相信啥呢。小毛不响。师父说,银凤这种邻居小阿嫂,小姆妈,最讲情分。

  写银凤对这段关系的分寸:银凤说,我晓得,小毛喜欢大妹妹。小毛说,不可能的。银凤叹气说,这是应该的。小毛不响。银凤说,小毛将来,会交女朋友,结婚,但每个月,最好看姐姐一次,最好是两三次。小毛不响。

  这三段,相较于银凤、拳头师父的滔滔不绝,醒目之处是作者一再重复“小毛不响”,处于事件中心的小毛,选择了“不响”。这两个字,在小说中满目皆是,阿宝不响,沪生不响,陶陶不响。面对困境的人物,唯一能做的反抗便是“不响”。这句上海话,在小说中余音缭绕,不是沉默的失声,而是“不响”,一种轻微的却仍被听见的声音,出现在小说中情绪最饱和的地方。这让我想到了自己的童年,在上海经历的家常生活,那么多曾让我困惑着的大片空白,在最需要辩解和宣泄的地方,没有眼泪,没有争吵,父亲不响,母亲不响。我想到长辈念叨了一辈子的许多故事,最后的着重点就是“不响”,祖父会不厌其烦地强调,“当时我只好不响了,我只好不响了,我只好不响了。”

  当一个人看到渔网,开始思索这张网是如何编织的时,捕鱼的乐趣便打了折扣。当一个人开始琢磨写作时,阅读的快感也就会打折扣。《繁花》让我体验到了很久没有体验过的双重喜悦,作为普通读者的阅读惊喜,以及作为写作学习者的领会。然而不止是喜悦,还有痛苦。《繁花》中鲜见大篇幅的心理描写,只是用轻飘飘的一句对话,或者一句“不响”,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类的痛苦。这种痛苦揭开了生活的表皮,向伤口上倾倒酒精,然后治愈它。

  我是在行走的途中阅读《繁花》的:开始的几章是在上下班的波士顿地铁上读,后来的几章,是在柬埔寨的旅途中,在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不安之中,一本小说渐渐铺陈,为我的过往生活提供了解释和依靠。这也许是我所能经历的最幸运的阅读之旅。

  《繁花》“跋”中,金宇澄说自己“放弃‘心理层面的幽冥’,口语铺陈,意气渐平……”又说“当代书面语的波长,缺少‘调性’,如能到传统里寻找力量,瞬息间,就有‘闪耀的韵致’”。他说他的初衷,是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,“宁繁毋略,宁下毋高,取悦我的读者——旧时代每一位苏州说书先生,都极为注意听众反应,先生在台上说,发现有人打呵欠,心不在焉,回到船舱,或小客栈菜油灯下,连夜要改,我老父亲说,这叫‘改书’。”

  长篇小说《繁花》自去年年底在《收获》长篇专号秋冬卷发表以来,就不断受到好评和读者关注。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,又经过金宇澄多处增删。“笔会”今天刊发的这篇读后,出自远在美国的一位年轻读者。沈诞琦,1980年代生人,复旦附中毕业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留学,目前在波士顿从事政策研究工作——看似与文学完全不搭界的经历,却有各种深入的思考、理解,这也是《繁花》对当下写作的跨代意义吧。 ——编者

  来源:文汇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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