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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谈日记和日记研究

日期:2013-08-26作者:陈子善点击:376转播到腾讯微博

      先来做回文抄公。1925年3月,周作人写了一篇《日记与尺牍》,开宗明义:

  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,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。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,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,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。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,日记则给自己看的(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),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。

  一年四个月以后,鲁迅也写了一篇《马上日记》,公开声明:

 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,是写给自己看的;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的日记的人们很不少。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,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;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,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《内感篇》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,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。我想,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。

  周氏兄弟不约而同对日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尽管表述各不相同,但观点还是较为一致的,即日记与其它文学样式相比,“更真实更天然”,更可以看出作者“真的面目”来。相隔八十五六年后重读这两段话,我仍深以为然。

  在我看来,日记之所以是一种特殊的文字体裁,在于它原本是完全私密的,不加掩饰的,也不打算公开的,因而有可能更为具体地记录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氛围,更为真实地袒露个人的思想和情感,以及揭示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,许许多多不为后人所知的作者的交游、活动、观点和著述,大大小小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和世事线索,通过日记才有可能得以一一呈现。日记是时代风云和人情冷暖的投影之所在,能够承载这种投影的文类并不多,日记恰恰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。

  但是,正是由于日记具有相当的私密性和敏感性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名人时贤的日记很少公开,很少引起关注。就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而言,1927年9月郁达夫《日记九种》的出版,曾轰动一时;

  1937年6月,上海《青年界》月刊又出版了“日记特辑”;但去世作家的较为完整的日记面世,则自鲁迅始。1951年3月上海出版公司据手稿影印了《鲁迅日记》。冯雪峰在《〈鲁迅日记〉影印出版说明》中强调这部日记是“研究鲁迅的最宝贵和最真实的史料之一”,将其影印出版“完全为的保存文献和供研究上的需要”。1963年11月,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》第三辑又发表了《〈朱自清日记〉选录》,王瑶在《题记》中也强调这些日记“关于他(指朱自清———笔者注)全生命活动中最丰富的三分之一多的真实记录,如果都印出来,是非常可宝贵的”,可“作为了解和研究他平生治学为人的参考”。由此可见,学界对作家学者的日记一直十分重视,一直肯定它们的研究价值。

  我所见第一部系统研究作家日记的专著是包子衍的《〈鲁迅日记〉札记》(1980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),作者以几乎大半生的精力研究《鲁迅日记》,厚积薄发,出版了这部虽仅15万字却有分量的《鲁迅日记》研究成果,书中把鲁迅的新文学创作与日记记载互证的研究路径,尤具启发。作者在此书《后记》中特地引用了冯雪峰的话,冯雪峰主张研究鲁迅日记“重点是在‘考’与‘注’”,颇有见地。其实,不但鲁迅日记,解读所有作家和学者的日记,考证注释工作都是至关重要,必不可少的。

  1980年代以降,随着黄侃、胡适、周作人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朱自清、顾颉刚、吴宓、苏雪林、杨树达、宋云彬、萧军、夏承焘、夏济安、郭小川、顾准、王元化等近现代作家和学者的未刊日记在海峡两岸陆续披露,尽管日记长短不一,又涉及不同的历史时期,内容或也有所删节(公开出版的日记有无必要删节,一直存在争议,赞成删节者以涉及隐私不宜公开为由,我则主张不作任何删节以存历史原貌),都无不引起海内外学界的极大兴趣,相关的研究成果接连不断。余英时著《未尽的才情———从〈顾颉刚日记〉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》(2007年3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初版)对顾颉刚日记的精彩解读,江勇振著《舍我其谁:胡适》第一部(2011年4月新星出版社初版)对胡适早期日记的独到分析,都在“考”和“注”上下足功夫,令人耳目一新。在这样的文学和学术背景下,古农君与自牧君等合作,于十年前创办了《日记报》(后改名《日记杂志》),倡导民间的日记写作和日记研究,推动民间与学界日记研究者的交流,别具一格,坚持出版,意义非同一般。现在古农君又精心编选了“书脉日记文丛”四种,收录海内各家围绕日记和日记文学的各种著述,有评论,有漫谈,有自叙,还有序跋,妙论迭出,足资启迪。这不仅是对《日记报》创刊十周年的一个总结性的纪念,也为建构当代中国的“日记学”作出了新的努力。

  

  原载于《文汇读书周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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